一位“作协”的朋友约我去西单图书大厦看新书。出于共同的兴趣，我们上了二楼，到“文学艺术”专架随意浏览，不料在整整两个小时里，我竟查阅出十三家出版社有侵权之嫌。书名大同小异，均为“海外名家散文精品集”之类的丛书。
我和这位“作协”的朋友与众多海外作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因工作性质，我还持有部分作者的书面委托，处理版权诸事，故这些海外名家若要出书，大都会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，并由我们代其办理出版事宜，至少也会事先让我们知道，以免重复授权。
为了验明正身，我将书名和社名一一记下，回到单位打印成文，逐一寄给我们的委托人——这些海外作家。得到的反馈是，除一家通过间接关系经过作者口头同意外，其它十二家的十二部“文丛”所选，作者一无所知！众多作者得知其作品被侵权使用后，一致要求我们追讨。我顿时繁忙起来：给十二家出版社发公函询问原委，等他们作出答复后再进一步要求赔偿和道歉……
函发一月，回电话的只有两家，回信一封没有，就连那两家的电话答复也是振振有词，为其侵权行径做百般辩解，并无认错悔改之意。后来我给每家出版社发了第二封公函，措辞较前次严厉了些，这次的效果是电话多了起来，婆婆也多了起来——托社里社外的熟人游说，有的说授权不好找，有的说动机有多好，有的说责编已调走，有的找个说客敷衍一番，嘻嘻呵呵地听得我两耳发麻、头皮发涨，但最终都以“再和头儿商量商量”结束谈话。
其中有一家北京的大社，几年前出了一已故海外女作家谢某某的散文集，上下卷近六十万字，前后两次共印了一万套。我接受作家儿子，其著作权继承人贾某某的委托，给该社前后发了两封信，不久他们回了电话，承认未经授权，但并不愿按权利人的要求（按印数结算版税）赔偿（实际只是付酬），说他们没钱，说这样他们太亏，希望按正常稿酬支付（按字数结算）；后来我将他们的意见转告了远在美国的贾某某，并帮这家社说了一车的好话，贾某某终于同意按每千字60元支付，谁知该社经过研究，发现自己算错了，“印数”比“字数”要低些，于是又折了回去，要求按印数……如此反复，反正不能吃亏。
还有一家，出了一套诗集，其中使用了一位台湾诗文泰斗和几十首诗，均未经授权。几次电话过后，他们开始软磨，电话中，一面杀价，一面叫苦，说当初编者答应他们一定搞定授权及付费，可现在才知并未兑现，而此编者早已不知去向，搞得他们如今狼狈，知错，但又咽不下这口气，气得社长拒绝做出答复。弄得我哭笑不得。
等了两个月，我的头绪开始乱了，海外几位作者都在等我的处理结果，可几乎无一家出版社予我们一个妥善的答复，我若不找上门去，不会有哪一家主动打电话的。我在工作日记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日电话联络的情况，两个月下来，几乎没什么进展，“冷战”近乎将我的四肢冻成麻木，甚至每次拿起电话时都感觉是在不得不骚扰自己。但有时也不觉反思：这些书均是在《著作权法》颁布后出版的，几年来，社会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，几乎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，可为什么就在我们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线，竟屡屡出现这不尽如人意的现象，甚至就连这唯一有权发表作品的“官方书斋”，亦不乏此偷鸡摸狗之动作，而这，又与那些凭盗版投机，牟取暴利的书商相比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
